1955年9月，北京举行授衔仪式，毛泽东签署命令，刘伯承列元帅第四，贺龙列第五。名单公布后，军内外都清楚，两人都是人民军队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不可替代的统帅。可若把目光只放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贺龙似乎更有理由排在前面。 原因很直观。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，贺龙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，是起义军主要军事指挥员之一。起义部队南下受挫后，他没有就此离开武装斗争，而是转赴湘西、洪湖一带，逐步建立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。 这条路并不平坦。 贺龙率部在湘鄂西坚持斗争，创建根据地，后来发展出红二军团，并与红六军团会合，成为红二方面军的基础。1935年，红二、红六军团开始长征，1936年7月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。能够从南昌起义的旧部出发，经过多年损失与重组，重新拉起一支方面军，贺龙的建军能力确实十分突出。 有人曾问：“既然贺龙是南昌起义总指挥，为什么还排在刘伯承后面？” 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。 刘伯承参加南昌起义时担任参谋长，主要负责参谋和军事组织工作，并不是像贺龙那样直接率领成建制部队起兵。起义失败后，他赴苏联学习军事，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，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等职务。在许多关键战役中，他长于分析敌情、制定方案和组织协同，被称为“军中诸葛”。 也就是说，贺龙更像是一位从枪林弹雨中建立队伍的统帅，刘伯承则逐渐成为善于运筹全局的军事家。两人的贡献方向不同，不能只拿一项标准衡量。 真正拉开差距的，是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。 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八路军改编为三个师，贺龙任第120师师长，刘伯承任第129师师长。贺龙率部在晋西北开展游击战争，面对的是日军据点密集、交通线复杂的区域，部队承担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北部屏障、开辟根据地等任务。 刘伯承率第129师进入太行、太岳及冀南一带，作战范围更广，地方工作也更复杂。他与邓小平长期合作，把军事行动、根据地建设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，使部队不断发展壮大。百团大战以及华北多次反“扫荡”作战中，第129师都承担了重要任务。 有意思的是，同为师长，两人的战场条件并不相同。贺龙面对的区域山地分散，部队发展受到交通、补给和敌情限制；刘伯承所处的晋冀鲁豫地区人口较多、交通较便利，便于建立大块根据地。不能简单用部队人数多少，推断统帅能力高低，但部队规模和根据地成效，确实会影响授衔时的综合评价。 解放战争中，这种差别更加明显。刘伯承担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，与邓小平共同指挥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。1947年夏，部队深入国民党军控制较强的地区，付出很大代价，却打破了原有战场格局。随后，中原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，并在渡江作战后向西南推进。 1949年以后，第二野战军承担了解放西南的重要任务，部队从长江流域一路进入川、黔、滇等地。刘伯承的指挥范围、部队规模和战略影响，已经超出一场战役或一个根据地的范围。 贺龙的贡献也不能因此被压低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长期负责晋绥地区的军事与地方工作，担任晋绥军区司令员，为保卫陕甘宁边区、牵制敌军、保障西北战场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只是这一时期的西北战场，主要由彭德怀负责前线作战，贺龙更多承担的是军区建设、后方支援和整体协调。 授衔排名还要考虑另一层因素：军队体系的整合。 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，组织关系、干部构成和作战习惯都存在差异。刘伯承并非红四方面军出身，却在抗战初期同许多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共事。第129师及后来中原野战军中，有不少干部来自红四方面军系统。 刘伯承处理这类关系时，重视军事原则，也注意干部特点。他不靠简单的身份区分人，而是通过作战、训练和日常工作逐步建立信任。许世友、陈锡联、杨勇、李达等将领后来成为部队骨干，和这一时期的共同作战密切相关。军队完成统一，靠的不只是命令，还要靠长期磨合。 1955年的元帅排名，看的不是谁在某一场起义中职位更高，也不是单纯按照参加革命的先后排列，而是综合考察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的职务、战绩、战略作用以及对军队建设的贡献。 若只比较红军时期，贺龙确有排在刘伯承之前的充分理由；若把整个革命战争时期放在一起考量，刘伯承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的统帅经历更完整，指挥范围也更大。因此，刘伯承列第四、贺龙列第五，体现的是授衔制度对综合贡献的判断，并非对贺龙建军功绩的否定。 特别
